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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前的革命

  1)1911年秋天的一個夜晚。

  1911年10月10日,武漢特有的酷熱已經結束。涼風在太陽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這個季節是武漢很為舒服的日子。秋天踏著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處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這一天,直到太陽下山,都沒有顯示出它的特別意義,甚至沒有人能想到這天會對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產生些什么。

  駐扎在武昌紫陽湖與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營表面上看過去,靜悄悄的,但是一股巨大的騷動不安的暗潮卻在涌動著。這是一支負責守衛楚望臺清軍軍械庫的部隊。晚上七點鐘的頭道名點過之后,排長陶啟勝查哨,發現許多人都不在房間,又見兩個兵士金兆龍和程正瀛正忙著擦槍。陶啟勝覺得大不不對勁,于是叫了兩個護兵意欲對金兆龍進行下槍并捆綁。金兆龍見事不好,大叫一聲:眾同志不動手更待何時!

  這是一聲驚天劈地的叫喊,它像一根火柴,呼一下燃起了四周早已灑滿汽油的柴火。他的話音未落。程正瀛舉起槍托猛擊陶啟勝的頭。驀然間被士兵揍打的陶啟勝嚇得拔腳欲跑。程正瀛不知道陶啟勝逃跑掉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于是端槍射擊。

  砰!就只這么一聲,寂靜的夜空被劃破,聲音響徹云霄。

  這粒子彈擊中了陶啟勝的腰部。但它的結果絕不僅僅如此。

  穿越了陶啟勝身體的子彈,一直朝著逝去歲月疾行。它高速而有力,帶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愿望,瞬間洞透了幾千年的中國歷史,讓帝王時代有如多米諾骨牌,從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中國歷史因了它的橫空出現嘎然斷裂,新紀元的曙光便隨著子彈的落地而冉冉升起。

  槍聲過后,沸騰的聲音立即在武昌城里響起。蛇山的炮聲也從夜半轟然到天明。

  第二天的武昌城里便插上了紅旗。滿街老百姓都在奔走。他們從四面八方云集到咨議局門口。他們知道了一件大事:革命了。

  2)革命的故事要從頭說起。

  程正瀛在這個秋天發出的第一槍多少帶有一點偶然性。因為這粒摧毀帝制的子彈原計劃就要在這天的夜晚射出去,只是發射者本應是工八營黨人代表熊秉坤。

  革命當然是蓄意的、有準備的。所有的偶然中都深伏著它的必然。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引頸就義。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喚醒了一大批中國人有志之士為國求變的良知。1900年初春,與戊戌六君子譚嗣同有著“瀏陽雙杰”之稱的湖南人唐才常建立了自立會,并在漢口成立了自立軍。這年的夏天,自立軍擬定了詳細的行動方案,聚集了十幾萬人,意欲以漢口為中心,五路并舉,以成大業。

  這是一次介于戊戌變法和武昌起義之間的一場革命。他們的思路與戊戌變法的思路一路延續下來。他們反對慈禧而力保光緒,他們主張改良而反對革命。結果,正當他們彎弓待發之際,原與自立軍默契相處的張之洞審時度勢,突然反目,一夜之間,長江兩岸白色恐怖。

  自立軍的主要領導唐才常等人亦在漢口的寶順里和李慎德堂被抓獲。第二天晚上便在武昌紫陽湖畔就義。譚嗣同曾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抓入獄,他在獄中墻壁上題下絕命詩。詩云:“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唐才常則在引頸就義時亦口占二絕。詩云:“慷慨臨刑真快事,英雄結局總如斯!”唐才常之死距譚嗣同之死不過兩年。“瀏陽雙杰”的鮮血在革命前夜已然流盡,但卻滋潤了更多的革命種子。這些種子在武漢的土壤上四下里發芽。

  此時的武漢,因了張之洞的開放,洋務運動的發展,工商業的興旺,教育業的崛起,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尤其是對留學生的派遣,直接對中國的革命產生巨大的影響。雖然張之洞們派留學生走出國門,是為了讓他們回國后繼續辦洋務并成為清王朝的棟梁之材。但出發點和目的地之間產生了莫大的誤差。在海外接受了資本主義思想影響了留學生們,成了推翻舊體制最強有力的掘墓者。

  1903年,從日本回來的吳祿貞在武昌花園山借孫茂森花園之李廉方寓所,邀上一些歸國留學生及本地學生,進行聚會,宣傳反清革命思想。雖然尚未形成正式的組織,但卻實實在在地點燃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火種。

  1904年,武漢成立了它的第一個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宗旨標明科學,實際則以革命排滿為密約。現在他們討論的話題,不再是改良,而是革命。同年,他們與湖南的華興會響應,意欲起義,結果流產。

  1906年2月,革命者又在武昌候補街高家巷組建了“日知會”。日知會原為基督教美國圣公會1901年開辦的宗教文化團體。以日求一知、不斷進取、開啟民智而命名日知會,下設一閱覽室。前科學補習所成員劉靜庵在這個閱覽室躲避風聲時將它開辟成了宣傳革命的場所。一年之后,因叛徒出賣,日知會被破壞,劉靜庵亦被捕入獄。

  1907年9月,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共進會。好幾湖北人都是發起人,其中的孫武無論在唐才常的自立軍還是在劉靜庵的日知會中,都算是活躍分子。孫武1908年回到武漢,立即在本地成立了共進會。他們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軍隊。自命名為“抬營主義”,即整體地把士兵變為革命者。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專為此而當兵行伍數年。這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極好的基礎。

  1911年元月,也就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一群革命者在黃鶴樓的奧略樓召開文學社成立大學。此時距武昌起義只有九個月。它在新軍中的社員已達三千人之多。

  對武昌起義起著巨大影響的正是共進會和文學社。

  對于革命者來說,摧毀清朝,建立共和,已是志在必得。武裝起義是遲早的事。

  3)慘烈而黑暗的起義前夜。

  起義最初是定在10月6日,這天是中秋節。起義的臨時總指揮定為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參謀長則是共進社負責人孫武。以南湖炮隊發令為號。

  決定起義的時間是9月24日,從決定到起義期間的準備不足兩星期,便是在這兩星期內,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南湖炮隊有人退役回家,其它人為之踐行,大約也是喝了酒,感情有些奔放,于是遭到官長的干涉。這幫炮兵情急之間,全然忘卻起義前夕務要謹慎行事的規則,拖起炮來與官長反抗。這件事顯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第二件事更加要命,中秋起義的消息,居然被泄漏了出去,它堂而皇之地登在了報紙上。

  起義為策安全,也因湖南的來信,向后延期十日。信是湖南共進會焦達峰寫來的。湖南方面希望與武昌同時起義。但10月6日中秋這天,他們準備還不足,希望能延遲十天起事。兩省共同發難,勝算自然會大得多。起義指揮部便將起義時間改在了10月16日。

  革命者的生涯也是多災多難。馬上就要起義了,可10月9日的白天他們還在自制炸彈。這些炸彈是準備用來扔進湖廣總督瑞澂的臥室里的。想法倒是不錯,可是制作炸彈的地方卻選擇錯誤。他們把這個制作地點放在了藏有諸多重要文件的機關里——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這是共進會會長劉公的家。

  起義的參謀長孫武在做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轟聲震天,滿屋硝煙彌漫。制作者孫武滿面是傷,他被其他人從后門扶出,迅速送進了醫院。幾乎他們前腳走人,俄國巡捕后腳便進了門。放在這里的起義所用的錢款、旗幟、名冊以及諸多公文全部都被搜尋而去。同時被抓去了還有劉公之弟劉同。劉同只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又是富家子弟,禁不起嚴刑拷打也是必然。劉同將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瑞澂按照他所提供的東西,開始大規模搜捕革命黨人。

  在這緊急情況下,根據孫武的提議,武昌小朝街85號的起義總指揮部決定當晚十二點起義。起義的號令為南湖的炮聲。然而,負責前去南湖傳達命令的聯絡員卻在十二點過后才抵達南湖。準備起義的人們通宵等待號令,但南湖的炮聲卻沒有響起。

  而當晚小朝街起義指揮部卻被人出賣。正當他們等待南湖炮響時刻,軍警卻將他們團團包圍。三個重要人物被抓住。他們是彭楚藩、劉復基和楊洪勝。彭和劉是起義的軍事籌備員,楊則是起義的交通員,他是在送彈藥的過程中被抓住的。

  彭楚藩身穿憲兵服,審訊他的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怕牽連他的妹夫、憲兵營管帶果清阿,便替彭楚藩開脫,說他是前去抓革命黨的憲兵。但彭楚藩卻不吃一這套,他慷慨陳詞,歷數清庭種種罪狀,并直認自己就是革命黨人。表示自己既從事革命,個人生命早付犧牲。彭楚藩臨刑時直立不跪,從容就義。

  劉復基是革命黨人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智勇足備,幾乎相當于諸葛亮一類的角色。他一進公堂便道要殺就殺,何必多問。鐵忠早知他是革命黨的骨干,志在必殺,果然也不多問。便是在劉復基高喊口號時,劊子手舉起了刀。

  楊洪勝死在彭、劉二人之后。與彭、劉二人知識分子身份不同的是,他是農民出身的革命者。專門負責運送軍火。就在這天早上,他還給即將起義的工八營送去了子彈。鐵忠想要從他口里得到更多的同黨,對他進行的嚴酷的鞭刑。楊洪勝全然不在乎,說“老子連死都不怕,還怕你的鞭子?”此后亦罵不絕口。被斬首時,依然口號連天。

  10月10日凌晨,彭劉楊三人被刀砍死在總督衙門內,其狀甚慘甚烈。這使得武昌城內白天的氣氛格外緊張。總指揮蔣翊武逃亡在外,參謀長孫武被自己炸傷,劉公亦避走他鄉,革命黨突然間群龍無首,而革命將何去何從,無人知曉。巨大的危機擺在了已經周身熱血業已燃燒的革命者面前。

  此時,另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這便是后來被孫中山稱為“熊一槍”的熊秉坤。

  4)利箭已經扣在緊弦上。

  彭劉楊三人英勇就義的消息,瞬間就在革命黨人中間遍傳。悲痛與憤怒,極大的刺激了人們。我總覺得沒有這三人壯烈犧牲,恐怕武昌起義還不會有這么順利。

  正因為他們的死,正因為他們為了革命寧愿引頸就義的壯舉,把無數人的悲痛、憤怒和對他們的敬仰聚集到了一起,成為了一股無堅不摧的動力。堅定的革命者更加堅定,動搖的人們亦不再動搖。他們的鮮血就像是凝固劑一樣,將多少還有些松散的力量擰成了強烈的,巨大的能量,這是比原子彈更為激烈的東西。

  10月10日,在工八營的早餐時間,革命黨人總代表熊秉坤將那里的黨人代表集中,熊秉坤說:“吾輩名冊已經被索去,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坐而待死,何苦反而死,死得其所也。”他的話得到眾人一致的贊同。他們定于下午出操時起義。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各營下午一律停操。于是,熊秉坤便改為晚上頭道名點過后,二道名點之前,即七點之后,以熊秉坤的槍聲為號,舉行起義。

  晚,頭道名點過后,熊秉坤去各隊查看士氣,便是在這個時候,金兆龍與他的排長陶啟勝發生沖突,他的戰友程正瀛抬手朝陶啟勝開了一槍。槍聲成為了起義的信號。

  熊秉坤聞槍聲而至,他追在陶啟勝后面連連開槍,但未擊中。此時的武昌城,已然喧嘩起來。早已磨拳擦掌的革命黨人,傾巢而出。喊叫聲槍彈聲將武昌的夜晚打得粉碎。

  官長們聞聲意欲彈壓,但抵擋不住士兵們的抗擊,工八營的反動勢力很快崩潰。熊秉坤立即吹哨集合隊伍,響應者有四五十人,在熊秉坤的率領下,他們朝楚望臺進發。

  楚望臺的革命黨人聽到營房傳出的槍聲,知道那邊起義了,于是立即呼應了起來。他們占領了軍械庫,大開庫門,將大批的槍彈交給起義前來的革命軍。熊秉坤以總代表的身份下令,本軍稱:“湖北革命軍”。今晚作戰以破壞行政機關,完成武昌獨立為原則,清朝督署為作戰目標。口號為“同心協力”。

  革命常常是混亂不堪的,但在此混亂當中,卻又會有一些極其明智的決策。這些決策總來自于那些格外冷靜的人,熊秉坤就屬于這類人之一。熊秉坤在發出號令后,察覺出兵士們對他的不以為然,他感到極不自在,考慮到自己在軍中位卑職低,恐難服眾,擔心局勢若失去控制,功虧一簣,于是順應了兵士們的愿望,將總指揮之職讓給了曾經參加過日知會、又有著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并在官兵中被稱為“智多星”的吳兆麟。吳兆麟時為楚望臺左隊隊官。

  工八營的起義全然是熊秉坤策劃和組織的,在革命的最關鍵時刻,職卑位低的熊秉坤主動地挑起了大梁,工八營的革命黨人在他的指揮下起義行事,并將這場起義變成了全國性的勝利,所以稱他為“熊一槍”,從廣義上講也不為錯,雖然真正的第一槍,并非由他發出。

  吳兆麟當即以總指揮名義發布了命令,他對起義部隊重新作了部署后,著手攻打總督署。口號改為“興漢”。

  5)總督從后花園鉆洞逃亡。

  南湖炮隊在武昌城外。最初的起義計劃是打算由南湖炮隊發難。起義軍的主力也在這邊。在工八營打響起義的槍聲時,其實這邊也已經開始了行動。可是因為距城區遠,行動難度比工八營要大。

  工八營曾經惹起開槍的金兆龍被派去迎接南湖的炮隊。金兆龍率人到城門時,守門的人都逃得干干凈凈,城門緊鎖,連開門的鑰匙都沒有。這個金兆龍大概是個習武之人,他將一尺長重三斤的鐵鎖用力向懷中一拔,竟把鎖碎成數段。

  金兆龍在半路與攜著大炮向城內進發的炮兵第八標主力相遇,他們將大炮安置在楚望臺和蛇山。炮隊由蛇山后上山,天黑路難行,幾門大炮幾乎是被起義的兵士扛上蛇山。

  應該說吳兆麟指揮起來還是有兩下子的。大炮一到位,他便指示:“今夜如果不將敵擊潰,一待天明,吾輩必為所虜。”于是,炮火直接對準了督署衙門。

  武昌起義,可以說,如無這些大炮的優勢,想要一夜之間致敵兵潰如山倒也不太可能。

  其實早在炮轟總督署之前,湖廣總督瑞澂已經聽到了兵變的消息。雖然在白天他殺人如麻,而此一刻,他卻十分緊張。瑞澂立即叫了他手下的文武官員商量應變的辦法。瑞澂是個無能之輩,他的手下又焉能有強能之人?即使有,出的高明主意,瑞澂又怎能認得清楚,聽得進耳?他的手下人中,的確也有清廷忠臣主張死守制臺衙門,以等救兵;但也有人表示僅此一點兵力,無從談守,即如此,又何必在此等死。瑞澂既是一個膽小無能之輩,他選擇逃跑的方案便是必然。

  是時,革命黨人已經打了過來,從前門出逃業已不太可能,而制臺衙門又沒有后門。有人提議瑞澂家的后花園離長江楚豫輪的停泊碼頭頗近,可以在墻上打上一洞,鉆洞而出,逃到楚豫輪上去。瑞澂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于是,領著一群家眷,什么也沒有帶,進到了后花園。此時大約在晚上九、十點左右。瑞澂令手下用槍托將墻泥搗碎,再用刺刀將磚撬松,最后用槍托把磚捅開。很快墻被打出一個大洞,瑞澂一行人從洞中鉆出,步行了約二十來分鐘,抵達楚豫輪。他們一上船,即令啟航。楚豫輪朝漢口駛去。

  輪船剛剛離開碼頭,就聽到總督署槍聲四起,炮聲轟鳴。

  從某種程度上說,瑞澂的無能和膽怯,也幫助了武昌起義大獲成功。

  6)黎元洪被推到了歷史前臺。

  一句老話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我不知道這話用在黎元洪身上是否合適。可是多少年來我看宣傳文章,就一直有這么一種感覺。

  事實上也是,武昌起義后由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顯然是革命黨人的一件最無可奈何的事,因為革命黨所有的重要人物斯時斯刻都不在漢。而局勢又必須有人出面前來穩定,在這個關口上,黎元洪便死拉活拽地被人推到中國歷史這個最重要的關口上。現在看來,他是撿了一個大大的便宜,可在當時,黎元洪自己卻是百般的不情愿。

  黎元洪是湖北黃陂人。畢業于天津水師學堂,說起來也是科班出身。他原是海軍,甲午海戰后,他所在的軍艦被擊沉,于是,便投靠了張之洞,之后又被派到日本學習,歸國后就參加訓練湖北新軍。這個人的性格可能比較溫和,心地善良,待士兵亦不錯,所以,他在士兵中口碑頗好,也算是有些威望。

  10月10日夜,黎元洪聞知兵變訊息,起先還想效忠清廷,前去鎮壓,后來發現情況不對,便也只有一逃了之。黎元洪藏到了他的手下劉文吉家中。可是去到之后,想起家里的積蓄及細軟徜若悉盡丟失,也很不甘。于是派伙夫回家搬運。該伙夫挑了三只皮箱出來,恰恰與巡查的革命黨人程正瀛等所遇。

  對方以為他是乘亂搶劫者,便喝令止步。伙夫經詢問,不得已供出自己身份,并說明自己奉何人所派,箱子主人為誰。這一說不打緊,革命黨人立即與伙夫一起去到劉宅。黎元洪知道自己再藏也無益,便說我平常對你們并不刻薄,你們為什么要為難我?革命黨人說我們沒有惡意,只是想請你出來主持大計。黎元洪被革命黨人帶到楚望臺。

  總指揮吳兆麟考慮次日城內百姓知道兵變恐有大亂,必須趕緊寫出安民告示。但是告示署誰的名字,卻有講究,否則難服民心。他便提出找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來擔當鄂軍都督。當時亦有人反對,提出了一系列名單,可是合適的人卻都不在武漢,而在漢的人,除了黎元洪外,竟是找不出一個更為合適的人選。好在革命的目的是反清驅滿,首領只要是漢人,就問題不大。所以最終只好決定找黎元洪。

  恰這時,黎元洪被起義軍找到。接到信息,總指揮吳兆麟將兵士排成一排,鳴號歡迎之。黎元洪穿著青呢馬褂,灰色長呢夾袍,頭上戴了頂瓜皮小帽,從兵士前走過,有些膽怯,又有些惱怒,但卻無力左右自己的行動,其狀想來多少有些可笑。其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個炮兵在黎元洪走過來時,大呼要黎元洪下令作戰。黎元洪的手下在一邊囑黎不要理會他。炮兵正在革命的興奮中,聽此一說,怒不可遏,舉刀便欲砍殺黎元洪的手下。黎元洪只得以身敝之,幸虧吳兆麟及時制止了士兵的行為。

  天亮之后,眾人擁黎元洪到閱馬場咨議局。因湖廣總督署受戰火破壞,一時不能修復利用,經眾人商議,決定以省咨議局辦公樓作為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辦公之用。

  黎元洪走到門口,有人高呼“黎都督到了。”黎元洪默然不語。縱然如此,但在他一腳跨入咨議局大門那一刻,這里立即成為了新的革命中心。

  革命的地點,隨著黎元洪和身影,由狹窄里巷中那些秘密的房間,堂而皇之地轉向了街面,轉向了這幢紅色的樓房。

  7)紅樓的光芒照亮中國。

  1905年6月,慈禧派出五位大臣出國考察政治,大臣們在海外經洋風一吹,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回國后,便奏請“宣布立憲”,以立憲來抵制革命共和。這回慈禧同意了。為了立憲,必須成立一個類似的民意機關。清廷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并限各省在一年內一律成立咨議局。湖北自不例外。

  既要成立咨議局,便得有辦公場地。于是新建辦公室及會議大廳也就順理成章。咨議局新樓的地址選在了位于蛇山南麓的閱馬場。這地方曾是明代的教場,當年有演武廳三間。明代教場往往被人稱作閱兵樓,故清朝順治年間,湖北巡撫在此重建教場后,稱此地為閱馬廠。它是清軍練兵演武的操場和舉行武科考試的考場,有演武廳。清軍綠營兵的營房也在這里。

  1688年,被裁的綠營兵起事,在閱馬廠建立總統兵馬大元帥府,從那以后,閱馬廠就成為老百姓反聚集反抗的重要場所。1853年太平軍也曾在此筑臺“講道理”,并舉行進軍南京的誓師儀式。所以,這塊地皮上,疊壓著不少反抗的傳奇和革命的往事。

  1908年由清政府出資,在閱馬場北面修建起湖北省咨議局大樓。大約在1909年,大樓建成,它成為湖北咨議局辦公所在地。當時的議長是湯化龍。

  大樓緊靠蛇山南麓,占地28畝,建筑面積六千多平方米,分辦公和生活兩個部分。主要建筑由咨議局辦公大樓和議員公寓組成。此外尚有東西平房、大門及門房。它的設計者是日本人福井房一。這個人在武漢還設計過什么房屋以及他的生平來歷,全無資料可查。

  可以一說的是,這個日本人并沒有把房子設計成日本東洋風格。而是采用了近代西方行政大廈和會堂的建筑形式,幾乎就是對西歐議會建筑的模仿。磚木結構,兩層樓房,平面呈“山”形,構圖對稱,莊重典雅,很符合中國人的欣賞味口。它的室內二層大梁采用了鋼筋混凝土結構,是武漢地區最早使用鋼筯混凝土結構的建筑之一。

  因是政府出錢,后臺老板頗大,所以整幢大樓的形式和規格都極其追求完美,說它是武昌城近代建筑之最一點也不為過。直到今天,時間業已過去了幾近百年,走近它,細看它,覺得它仍然是那么爽目,那么富有氣質。

  咨議局大樓因外墻用特質的優質紅磚砌成的清水墻,屋頂變化多端,但全以清一色的紅瓦鋪就。紅磚紅瓦使得整個大樓煥發著一種鮮艷而明麗的色彩,故通常被人俗稱為“紅樓”。中國革命者喜歡紅顏色,不知道是否由此開始。

  黎元洪走進咨議局時,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憲政派人物也都業已到達。不管他們后來路是怎么走的,在當時,他們卻都是革命的支持者。湯化龍首先便發言表明了支持革命的態度。吳兆麟當即在會上提出公舉黎元洪為湖北省大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全場鼓掌,一致贊同。卻只有黎元洪一個人表示不同意。黎元洪再三表白自己不能勝任此職,但會議業已通過,無人理睬他的表白。這個都督無論他當與不當,都必須強制執行。

  早已寫好的安民告示拿了上來,現在需要黎元洪簽字生效了。可是黎元洪依然在推辭。他連連擺手說:“莫害我!莫害我!”,堅辭不簽。革命黨人對此終于有些忍無可忍,心道沒有殺你已經是對你不錯了,而選你當都督,是我們臨時無人,更是夠讓你占了大便宜,你居然還這樣不識抬舉,推三阻四。

  一個叫李詡東的革命黨人怒而舉槍,他對黎元洪說:“你再不答應,我就槍斃你!”這一刻的黎元洪不知革命的前景如何,依然死活不肯,最后李西屏只好代他簽下了一個“黎”字。很快,咨議局大門外便張貼出了一張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的安民布告第一號。

  這張告示下“黎元洪”三個字的確起了莫大的作用。無論國人還是洋人都沒有想到,堂堂協統黎元洪竟也是革命黨人。清軍殘部士兵也大為驚心,一時間紛然易服逃亡。

  但是人在咨議局內的黎元洪卻在起義的兩天內,不吃不喝,不言不語,不聞不問,因此他得了一個外號“泥菩薩”。到了第三天,武漢三鎮全部被光復,勝利消息頻傳,更兼有人以“黃袍加身”的故事啟示他,黎元洪突然醒悟一般。他不僅開口說了話,并且同意剪去了自己的辮子。

  黎元洪最后的出山,一來是革命黨人的脅迫,二來也是他自己在長考過后,未能禁得住功名利碌的誘惑,最終而成為了起義軍的首領。此后,他又被獨立各省都督代表會議舉為臨時政府大元帥。他在歷史上的位置因了他最后的決定奠定了下來。以前無論他有過怎樣的反動行為,以后又無論他干過什么反革命的事情,都絲毫不影響他在這一場舉世聞名的革命中所立下的功績。歷史記錄常常十分簡單:不計過程,只看結果。

  而這幢由清政府出大錢修建的紅樓,也成為了革命黨人宣布廢除清朝帝制,成立中華民國的所在地。這個時間距大樓的落成時間才不過兩年。

  二十年后的1931年,紅樓的前面樹起了孫中山銅像;七十年后的1981年,這里成為了辛亥革命紀念館。紅樓前的革命成為人們不可磨滅的記憶。

  現在紅樓的地址是武昌武珞路1號,再過六年,它就滿一百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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