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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閑時他還給我們講古文。中學年代我把“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當座右銘。“文革”時許多書被禁,哥哥借來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被父親霸占。場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親一回來就立即讓位。父親看時,旁邊還要放一本地圖,以便核對。而父親一走,哥哥又全盤接管。

  在家里,父親隨時都在看書。當年父親上廁所前找不到書大發脾氣的場面,直到今天,家人聚會時還當笑話說。

  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謂一言難盡。他懂五國語言,那么有才華,那么勤奮,但大半輩子都在政治運動中蹉跎。

  “文g”中有一種批斗方式叫“坐飛機”,即從身后架起被斗者的雙臂,令其彎腰,又從其身后揪扯他的頭發,令其抬頭望著群眾。父親擔心自己挨斗時會經受不住,就把頭發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練習坐飛機。

  他在門背后練習時,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時父親會問我動作標不標準。少年時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歲后,想起這些,真覺得悲涼入骨。

  一個人的人生觀是許多事、許多人,以及個人經歷、甚至包括閱讀所共同塑造的。父親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運,都讓我看到個人的渺小和在命運面前的無望。無數個人的悲傷,無數個人命運的不可抗拒,導致我的悲觀。

  我的宿命感好像與生俱來。人活著就是一件虛無的事,這沒有辦法。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著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個人活著,是與很多人一起活著。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

  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臟話,還有女工們追逐著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墻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

  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

  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動更大。

  一個同事家只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里面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么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

  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

  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里的苦難,在他們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們沒有那么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沖。

  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

  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

  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后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么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么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

  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盡可能諂媚,盡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

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只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只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么看。

  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

  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

  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制,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么。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制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

  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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